循着嘉兴农村居民十九连冠的增收足迹，这些启示值得铭记：
■充分发挥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先发优势，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城乡集成改革。
■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既要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要充分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
■充分尊重了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基层群众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
■着眼长远、着眼最广泛群体，既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也不因数据的一时升降起落而苟且，着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嘉兴调查队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0837元，继续保持全省首位。
此前，嘉兴在浙江省的这张榜单上“霸榜”了19年。2022年，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4.63万元居全国之首，不仅比相邻的上海农民高出6000多元，与高居广东省农民收入榜首的东莞市和领跑江苏的苏州市相比，也分别高出1100多元和2400多元。
这是一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嘉禾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答卷。
从黄土地走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情感：“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他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多次来嘉兴调研“三农”工作，其中2004年3月23日至26日专门蹲点嘉兴，走村入户进企围绕统筹城乡发展这一主题，开展了为期4天的调研。他主持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等一系列推动“三农”工作加快发展的重要文件，亲自部署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工程，探索推进的“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为嘉兴大力实践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推动了全市上下“三农”工作思路的大创新、内容的大拓展和机制的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三农’工作在新征程上仍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带着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念兹在兹的情怀，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专门抽出时间深入乡村实地踏看人居环境，了解村民收入和生活情况，关心农民的钱袋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嘉兴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较好地运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嘉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以勇立全国潮头，获得浙江省十九连冠。
为了深入探寻十九连冠背后的故事，记者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奔赴嘉兴下辖7个县（市、区）蹲点调研。
（一）
“早走一步，就比别人先一步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对于今年47岁的嘉善县姚庄镇姚庄村村民陆荣来说，2004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他丢下手中的锄头进入镇工业园区的企业当了工人，月工资近3000元。两个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之前一年全家的收入，这让他家的日子一下子宽裕起来。
陆荣把2004年当成他们家开启新生活的元年。而这一年，对嘉兴来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021元，站上了全省第一的位置。
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有人说，老天爷对嘉兴比较厚待。嘉兴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全境一马平川，粮田遍地，自中唐起便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说法。
然而，粮食是嘉兴的光荣，但曾经也是嘉兴的负担。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生产一直是嘉兴最重要的主导产业。一直到上世纪末，嘉兴以占全省12%的耕地，完成了全省23%的订购任务和42%的调拨任务。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生产就成了嘉兴的头等大事，牵扯了嘉兴干部约70%的精力；粮款，占用了农村信用社70%的资金。粮食以外的产业怎么发展？曾经让嘉兴全市上下举步维艰。
2001年，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让嘉兴有机会跳出“行政农业”“数量农业”的思路，突破“抓农业就是抓粮食、抓粮食就是抓早稻、抓早稻就是抓面积”的思维定式。但是，因为农民的市场意识尚处于萌发阶段，对市场规律缺乏正确的判断与把握，农产品生产经常出现要么“一哄而上”、要么“一哄而散”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产品安全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增收步履艰难。
“只有跳出‘三农’抓‘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切实打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约，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农民增收。2003年7月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八八战略”，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重要战略进行布局和实施。
嘉兴迅速行动。2003年召开的嘉兴市第五次党代会，在全省率先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2004年，市委以一号文件出台《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城乡空间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城乡社会发展、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六个一体化”布局落子，全面推进城乡融合，着力把嘉兴打造成为全国城乡一体化的先行之地。
因为家门口的一条路，陆荣对《纲要》的理解变得形象深刻。这一年，他家门口的路由“泥水路”改为了“水泥路”，终于实现了向往中的生活——“不管晴天雨天都能穿皮鞋”。嘉兴城市公交也开始跨城越乡，史无前例地开到了姚庄镇。
让陆荣一时无法通过实物感知、却又真真切切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以“六个一体化”为突破口的城乡一体化，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更深层次地焕发出嘉兴城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它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实现城乡互补、互促共进、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粗放型生产的低效益循环中解放出来，从城乡融合发展的链条中获得更多的增收和就业机会。
因为从2004年起嘉兴城乡劳动者基本实现平等充分就业，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就业，工资性收入占比逐年提高。2004年，7021元的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4164元来自工资性收入、占59%，经营性收入2524元、占36%。2022年，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627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9811元、占64%，经营性收入10085元、占22%。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了根本转变。土地不再是赖以生存的根基，繁荣的二、三产业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了更多元的途径。
当嘉善姚庄的陆荣实现由“农民”到“工人”的转身之际，在平湖黄姑，1962年出生的潘菊良和妻子完成了从“农民”到“老板”的身份切换。
潘菊良花“巨资”去学了大货车驾驶，后来承包了一辆公交车，往返于平湖市区和上海金山石化之间，他开车、妻子售票，月入万元稳稳当当。但他还在想着更好的赚钱行当。
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十分关心并多次调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合作服务体系的改革发展，对嘉兴平湖创新毛泽东同志批示过的“新仓经验”的供销社改革，以及温州瑞安组建的农村合作协会的改革探索作出重要批示。之后，他还对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作了宣传发动和全面部署。嘉兴持续深化“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并于2007年在全省率先组建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于一体，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农合联组织，让百万农民从处于散沙状态的“小农”变成了抱团合作的现代“大农”。
头脑灵活的潘菊良在政策的风向中嗅到了巨大商机，马上找到两位亲戚，在老家黄姑合伙承包了200多亩地，取名“皇果葡萄专业合作社”，一边继续开公交一边种葡萄，一年轻轻松松又多挣了5万元，5万元在当时已经抵得上人家一家子一年的收入了。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家庭农场，明确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潘菊良觉得农业迎来了大有作为的时代，准备全面脱手公交司机的活，干回农业老本行。他又到平湖市广陈镇承包了103亩土地，把原来的“皇果葡萄专业合作社”改名为“超秀家庭农场”，一心一意当起了“农场主”。
潘菊良是个谨慎的人。在他的农场，农产品的种类很多，葡萄、西红柿、草莓等样样都有，他称之为“多条腿走路”。渐渐地，他发现这样做稳是稳了，但挣不到大钱。一个农场要深得人心，必须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经过一番分析，他觉得草莓种植大有可为，理由如下：葡萄种植这两年扩张很快，即便一度极其金贵的“阳光玫瑰”，身价也因为供给量上升而直线下降。草莓，因为经不起长途颠簸，销售半径相对较小，外地的产品很难进来，只要把好品质关，根本不愁卖。2022年，以草莓为主打产品的“超秀家庭农场”的年营收已达150万元，利润在70万元左右。
当潘菊良在“老板”的征途上干得风生水起时，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村民朱国民和家人把养猪行业做到了极致。他家的猪棚年出栏生猪2000头，行情好时年收入可以达到30多万元。
“在城乡一体化这件事上，嘉兴先行了一步，城乡间的闸门就此打开，全面激活了城乡一盘棋。从土地上完全解放出来的嘉兴农民，在市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些事，早走一步，就比别人先一步赢得发展的主动权。”采访中，不少经历者感叹遇到了好时代。
（二）
“看远一点，要让每一分钱都赚得心安”
没有一劳永逸的行当，没有一帆风顺的增收。
正当朱国民和竹林村的村民以为凭借“华东养猪第一村”的品牌，这一辈子都可以高枕无忧“靠猪吃猪”时，2013年发生的“黄浦江死猪事件”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
“猪棚拆还是不拆？”当区、镇、村三级干部一趟又一趟地来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希望他拆掉猪棚、退养生猪时，朱国民的内心是抗拒的。
“不养猪，让我吃啥？喝西北风？”这是当时竹林村村民反呛村干部的一句话。
养猪，在嘉兴农村是沿袭千年的传统，也是进入市场经济后，一部分农民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顶着“供港猪基地”的光环，嘉兴生猪养殖业快速发展，生猪饲养量在2012年创下新高，多达734.19万头（另有能繁母猪31.85万头），占浙江省饲养量的19%。
700多万头的生猪牵动着嘉兴当时12.75万名农民的钱袋子，但又让整个嘉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畜禽排泄物得不到根本治理，2008年，嘉兴被省政府点名批评并挂牌督办。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嘉兴全市共投入1.6亿元，对畜禽养殖污染开展专项治理。但是，以生猪养殖为主的养殖污染依然让嘉兴环境不堪重负。2012年，在浙江全省水质考核中，嘉兴倒数第一，还因此被罚100万元。
据了解，以一个年出栏生猪700头左右的养殖户为例，其每年向地方缴纳的费用几乎为零，但政府为此支付的治污及社会管理成本不少于37万元，这还不包括土地的成本。
这种增收是靠“吃子孙饭、寅吃卯粮”的增收！嘉兴要坚决摒弃！
2013年，当竹林村村民还在犹豫要不要拆猪棚时，与嘉兴相距百余公里的湖州安吉余村，全部关停了村里的48家工业企业，实施污水分流纳管。余村坚定不移地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朝着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目标奋进。
余村的做法，对嘉兴干部和竹林村村民的触动很大。
“要下铁的决心，以铁的纪律，用铁的手腕，促进嘉兴生猪养殖减量提质、健康发展。”嘉兴市委市政府意志坚决，决策者认为，养猪涉及农民收入，是民生问题；保护环境，关乎嘉兴的可持续发展，关乎绝大多数嘉兴人的生存权和幸福感，是更大的民生问题。生猪养殖减量提质这场硬仗等不了、拖不起、慢不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嘉兴划定禁限养区，禁养区内一律拆、限养区内鼓励退，同时大力拆除占用基本农田等的大批违章建筑。
“一开始是想表面应付一下，等风头过去了重操旧业。毕竟生猪养殖减量提质从2008年就开始喊，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和父母都觉得，这件事涉及千家万户，很难干得彻底。”回想起当时的心路历程，朱国民笑了，“还是低估了政府的决心。现在再来回看拆猪棚这件事，当时拆得对、拆得好！”
对生猪养殖户来说，拆了猪棚容易，难的是找到新的就业行当，而且收入不减；或者即便眼下减了，也能看得到未来的希望。
“转型的路上，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跨出一步，都有来自各级政府的贴心相扶。”朱国民说，当时嘉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助力生猪养殖户“转产转业”，确保退养农户退得出、转到位、收入稳得住。不甘于打工的朱国民决定自主创业，2013年11月，他和家人拆掉了所有猪棚，并在政府的帮助下拿到了100万元的创业贷款，承包117亩地办起了家庭农场，种起了葡萄、生姜等果蔬。走出舒适区，虽然起步艰难，但越走信心越足，因为看到了以前不曾看过的风景和商机。
“看，我的农场不仅是各类特色果蔬的生产基地，还是城里人的后花园，不少城里人拍婚纱照还到我这里来呢！”如今，朱国民的家庭农场，每年利润有四五十万元。他说，“最关键是，同样的钱，现在比过去赚得心安多了。现在我们村就是一个大景区，离嘉兴主城区近，每逢节假日，城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以前，村民们赚了钱就想到城里买房，嫌村里太脏太臭。现在，到城里就一脚油门的事，住在村里风景好、空气好，地方还宽敞。进城里的人都想回村安家了。”
据介绍，截至2022年底，开园4年的竹林景区，共接待游客66.5万人次，旅游收入超236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2013年的14万元，跃升到2022年的村级经常性收入252.9万元。
在海宁市丁桥镇梁家墩，村民梁咏刚也是被越来越美的家乡吸引回来创业的。
梁家墩是钱塘江“交叉潮”的观潮最佳地点。“以前，没觉得‘潮’是宝贵的资源，反而有不少与潮水抗争的伤痛记忆。后来，海宁每年举办观潮节，央视还直播潮起潮落，成千上万的‘追潮’人慕名而来，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把眼前的风景换成钞票呢？”梁咏刚之前是在城里的饭店当厨师，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妻子在厂里打工，两人一年能赚10万元，在“老板”成堆的海宁，生活不算富足，但还过得去。梁咏刚并不满足，他和妻子商量着在镇上租个房子自己开餐馆。之所以选择镇里，一是房租比海宁市区便宜，二是比村里有人气，这算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可是一盘算，租金加上装修费用至少要30万元，夫妻俩有些泄气了，觉得一年要回本太难了。就在踌躇的时候，村里有人借观潮人气开起了农家乐，生意还不错。
“如果在家里开土菜馆，所有的成本不是都省下来了吗？”梁咏刚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欣喜。2017年，梁咏刚的土菜馆开门营业，总投入18万元，当年就回本了。在接下来的2018年、2019年，梁咏刚夫妇一年可以赚20万元以上，即便是疫情期间，因为没什么成本，土菜馆仍然可以盈利。
土菜馆在村里并不显眼，装修和布置简易，却吸引了大量游客。“这段时间，饭馆最多的时候一个中午要接待大大小小30桌客人，每天要从早上5点半忙到晚上9点半。”梁咏刚笑着说，“只要能赚钱，再累都不怕。我们这里现在一年要接待游客30万人次左右，我只要专心把服务搞上去、把菜品搞好，根本不愁没生意。”
据了解，目前，嘉兴全市已建成美丽乡村精品线50条，成功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5个、示范镇52个、特色精品村163个。2022年，全市乡村休闲旅游人数3651.7万人次，直接营业收入超过35亿元。
越过千辛万苦，越来越多的美丽风景通过创新“生态农文旅”发展模式，把品质立起来、文化融进去、品牌树起来、游客引进来，让生态产品走出“深闺”，实现“增值”。
对比过去与现在，朱国民这样感怀，“腰包鼓不鼓这件事，不能只看眼前，必须看远一点，要让每一分钱都赚得心安。”
（三）
“想深一层，持续点燃大家挑战困难的激情”
解构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更是乡村治理的综合因果呈现。
“疫情期间太困难了，如果没有大家的全力帮助，别说增收，可能把家底都赔个精光！”秀洲区王江泾镇大坝村大坝家庭农场农场主江盲子说，他很庆幸生活在嘉兴，在最艰难的时刻感受到了来自大家庭的温暖。
江盲子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如果没有经历过3年疫情的考验，他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换来的。他创办农场，也是看中了王江泾的区位优势。这里离嘉兴主城区近，隔壁就是江苏盛泽，市场跨越苏浙，瓜果蔬菜只要种得出来就不愁卖。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那是春节的辰光，正是各类蔬菜最畅销的时候，我却望着一地的青菜、白菜、鸡毛菜欲哭无泪。往苏州方向，路封了，去不了，甚至前一晚送货去的车子都回不来；调转方向供应本地市场，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也封了，进不去！整整116.5亩的蔬菜啊，既出不去也进不来，眼看菜都要烂在地里了，着急啊！”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的滋味。那时候，江盲子每天都睡不好觉，清晨5点来到农场拍视频，在朋友圈里发布当天的蔬菜产量等信息，期待“奇迹”的出现。
就在江盲子一筹莫展之时，绿嘉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看到了他发布的视频，马上指派专用物资车开到了大棚旁，“青菜有多少，就装多少，我们按照市场价来收！”
绿嘉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嘉兴市农业农村局下属的国有企业，疫情期间为五县（市）两区滞销的农产品开通了绿色通道，只要农产品符合防疫要求，就以保护价进行统一采购，并派专用物资车上门运输到配送中心，既让嘉兴百姓吃上绿色放心的农产品，又能消化本地滞销的农产品，确保农民增收。
除了绿嘉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妇联帮帮团带着女企业家协会的骨干成员也来到了江盲子家的农场送帮扶，秀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还带来了叶菜价格指数政策险——这是专门为种植大户临时加推的险种，以最大限度减少种植大户在疫情期间的损失。种植并投保面积在5亩（含）以上的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其他主体均可享受。
很快，江盲子家100多亩地的蔬菜全部清空了。受疫情影响，江盲子本来能卖4元一公斤的青菜，当时只能卖1.4元一公斤，这给他造成了一笔不小的损失，不过，因为签订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叶菜价格指数保险”，他拿到了86400元的理赔款。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受到社会是一个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一定要互相帮助。以前，我觉得种菜是为了让自己家日子过得更好，现在觉得我对社会还有一份责任，要带领大家一起致富。”江盲子说，村里年纪比较大的阿姨去不了工厂做工，到他的地里摘菜，一天能有100多元钱的收入。
肩上的这份社会责任，也让江盲子有了更大的向上突破的动力。“总书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觉得增收也是如此，往后看只会一年比一年难，但年年难过年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江盲子分析道，“我们种菜的也要与时俱进，特别是经历过疫情，更要思考如何转型了。”今年，江盲子计划打造属于自己的供菜平台，“现在政府为农民开了很多培训班，我们还可以点单上课。之前接受了直播培训，最近我也想试一试。”
江盲子坚信路在脚下，只要跨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路就有了方向。
“农民增收还真是不容易啊！”57岁的桐乡市濮院镇新河村村民陈建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新河村的邻村永越村是濮院毛衫市场的发源地，是嘉兴数一数二的强村，村民“人人做老板，家家收租金”。两村虽然相邻，但无论是村集体经济底子，还是村民的生活水平，都有着不小的差距。新河村村民也因此很是羡慕永越村。
“向永越村学习，拼一拼，单车变摩托。”这句话，一度在新河村的年轻人中流传。在这句话的激励下，陈建明到永越村“取经”，很快通过为濮院毛衫老板配套服务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10年，新河村还在与永越村交界区域划出了一块新村集聚点，取名为“鑫湖家园”，“鑫湖”既是“新河”的濮院方言谐音，也蕴藏着“强村富民”的深意，希望村里能靠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充分享受到濮院毛衫市场发展的红利。第一年入住，家家户户就做起了“房东”，当年户均房租收入达3万元，“这可比我们种田养蚕赚钱多得多了。”拿到租金的新河村村民乐开了花。
新河村村民终于开始摆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优势、兑换价值。目前，鑫湖家园共有42家生活超市、54家餐饮店、11家通信店、8家理发店、3家汽车修理店、5家电动车专卖店……正当新河村村民想依靠濮院毛衫市场红利更进一步时，新的考验来了。
“这两年，电商给实体市场带来的冲击不少，‘一铺养三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河村党总支书记吴界铃介绍，三年疫情的影响，再加上电商的迅猛发展，现在一些商铺面临着出租难、租金降等困境，商铺的供需矛盾也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不等、不靠、不怨，要主动求变。”陈建明发现，很多商铺的功能已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展示产品、对接供需的档口变成了电商直播间。特别是2020年12月电商直播基地“共富工坊”落户桐乡濮院轻纺城后，濮院毛衫市场的很多门市部升级成了直播间，借力抖音、淘宝等线上平台，形成了一条“楼上直播、楼下拿货”的市场营销新模式。去年，这个“共富工坊”内日均有约490个商家开播，实现支付GMV累计57.8亿元，并被评为第二批“浙江省级电商直播基地”。
“我们坚信，黄河之水无论转多少弯、遇多硬的岩，照样奔腾到海不复还。”在吴界铃看来，新河村也自此开启了“多条腿走路”的模式。此前成立的强村公司“永新物业”，仅凭入股濮院毛衫创新园一项就能为新河村带来一年几十万元的分红。“不过，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们，凡事要想深一层，持续点燃大家挑战困难的激情，才能在真正面对困难时多一分从容。”
（四）
“谋实一些，让产业兴旺夯实农民增收的根基”
跨越山海，才能奔赴未来。在增收这件事上仿佛已经做到了极致的嘉兴农民，又将如何超越自我寻求新突破呢？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阿呶这里犄角旮旯，天高皇帝远，要交通没交通，要工业没工业，发展起来不知要到啥辰光哩！不要孵在深乡窝头，有门道还是快点出去！”
这句话，平湖市广陈镇龙萌村的村民从小听到大。可如今，家住龙萌村已经成了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甚至村里的“草坪婚礼”预订比城市大酒店还要火爆。
龙萌村党总支书记张建平从2016年开始就在龙萌村工作，龙萌村如此“脱胎换骨”，他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这段时间，他正喜滋滋地张罗成立一支骑行队，想到村民在漂亮的乡村道路上一起骑行“太带劲了”，“20年前，龙萌村农民收入还排在平湖最后，现在已经成功逆袭了！”
龙萌村与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接壤，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纯农业村，交通落后、村集体经济薄弱。
改变，发生在2017年。这一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敢为人先的嘉兴开始思索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支撑发展模式。特别是像广陈镇这样的农保率很高的纯农业镇，急需通过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让人看到农业是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是有吸引力的职业。
2017年11月28日，广陈镇在全省成立了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要“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像打造工业园区一样打造农业园区”，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位于平湖农开区核心区域的龙萌村也就此成为平湖吸引农业投资的主战场，3.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长出“金子”。
令张建平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17年落地的蓝城春风江南项目。“我们这样不起眼的地方引来了这么高级的项目，他们说看中的正是这里的生态好，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此后，7个农业主体项目相继落户，龙萌村三分之二的农户完成征迁，每月可以拿到基本养老金2000多元，剩余劳动力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绿化养护、河道保洁、民宿管理……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拿到3000元左右的“月薪”。
更重要的是，龙萌村的村民发现，土地还是这片土地，可结出来的“果子”却不同了。同样种蔬菜，落户村里的蓝城高科技农业示范园采用立体化栽培，面积1200平方米的种植区一年可生产5万公斤蔬菜。进驻该村的三润泰克智慧农业、东郁国际植物新品种研究院等新型农业项目，同样以科技浇灌农业，带来了令人惊艳的表现。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人不禁感叹，“农业还可以这样玩”。
2019年，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龙萌村开始实施强村三部曲计划：盘活村里的沉淀资产，通过改造闲置房屋创建乡村振兴学院；成立劳务公司，一方面介绍农民到农业科技企业培训学习提升技能，另一方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成立旅游公司，对接邻近的上海和本地农业项目，发展沪浙美丽乡村游经济。
全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激活一池春水。将工业的理念引入农业，用办工业经济开发区的方法建设农业经济开发区，集聚政策、服务、资金、人才、管理等资源要素，这种崭新的思路让嘉兴农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创富魅力。2019年，嘉兴总结平湖农开区发展经验，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农业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全市推进农业经济开发区建设的目标任务，努力将农业经济开发区打造成为“生态高效农业发展的样板基地、科技创新应用的前沿阵地、农业项目合作的首选之地、产业融合发展的引领之地、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之地”。
目前，嘉兴全市农开区实现县（市、区）全覆盖。截至2023年4月底，全市农业经济开发区总规划面积42.66万亩，引入亿元以上涉农项目62个，入驻国内外农业主体663家，涉农投资总额达166亿元，农创客影响力居全省前列，农业科技、质量、竞争力等大幅提升。更可喜的是，政府、市场、村集体、农民的利益链接机制不断健全，新引入项目有效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方便了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全市7个农业经济开发区带动周边3.74万名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57亿元，人均增收0.69万元。
在乡村振兴的号角里，嘉兴农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村民倍加振奋。这个曾经寂寥的村，靠“土特产”这篇文章重新鲜亮了起来。
“我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虽然一直种槜李，但感受到种槜李能来钱并以种槜李为荣，还是近几年的事。”桃园村村民周雪康说。
桃园村顾名思义是以桃出名，但真正让桃园村“火”起来的不是桃而是李——槜李，一种非常金贵的水果，古代常作进贡帝王之“贡果”，又被称为水果中的爱马仕。
因为槜李结果少，又不好保存，过去，桃园村种植槜李的农户很少。直到2003年全域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后，有果农开始大面积种植。槜李种下去，要8年才结果，到了2011年，才有了成批上市的槜李。
但槜李批量上市后，怎么避免货多伤农，这又是一个大问题。镇村两级联手举办了槜李文化周，继而又上升为桐乡市级层面的槜李文化节，拉长了槜李产业链，做强了全村流量密码，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目前，桃园村“槜李+”IP做得有声有色。他们推出“槜李赏花季”“槜李尝鲜季”“槜李王评选”“槜李汉服秀”和“槜李文化采风”等系列主题活动，形成了特有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生态。同时，桃园村投入8000余万元，推进桃园村整体改造开发项目，实施数字化槜李堂、悦水民宿、江南越剧馆等项目微改造精提升，引入桃李满园研学基地、江南茧画艺术博览院、半吨全甲俱乐部等文旅融合品牌项目。
桃园村党总支书记凌峰说：“村庄经营推动了村民增收，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村庄价值被进一步挖掘出来。”比如，文旅开发带来了稳定的客流，槜李销量、价格有了保障，乡村闲置的集体资产也得到了有效利用。“村里的一处旧仓库被一家餐饮公司承包，年租金由原来的3万元提升到了15万元。”游客来了，村民种的蔬菜、养的土鸡有了销路，闲置荒地也摇身一变成了野火饭基地，深加工的槜李饮品也随之而来。今年，槜李预计为桃园村村民带来平均每户6万元的收入。
把小槜李做成了村民眼里的大产业，这段经历让凌峰感慨不已，“看来，在农民增收这件事上，还是要牢记总书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嘱托。凡事要谋实一些，让产业兴旺夯实农民增收的根基。”
“嘉兴‘三农’19年来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既得益于优越的资源禀赋，更离不开党委政府在关键时刻的精准发力，以及万千农民的创新图强。”嘉兴市委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潘侃说，“嘉兴农民收入‘霸榜’全省第一的19年，也是嘉兴‘三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新航向，持续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不断与时俱进创新体制机制的19年。”
循着嘉兴农村居民十九连冠的增收足迹，无法用数据衡量、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这些启示值得铭记：
首先，充分发挥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先发优势，结合嘉兴城乡均衡发展实际，瞄准促进城乡要素高效配置的目标，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城乡集成改革，而且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比如，嘉善县姚庄镇以地换地、以棚换棚，通过闲置资源回收再造，建起现代农业小微产业园，直接吸纳农户就业；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大力开展土地整治、农田流转和农房集聚等工作，为科技含量足、带动能力强的优质农业项目入驻搭好平台，力争打造农业科技“新硅谷”等改革项目，都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之前改革的基础上，找准堵点、痛点、淤点以及人民群众的呼声来设计突破方向和改革路径，落子在目标集成、政策集成、措施集成的关键处、要害处，可以发挥“落一子而满盘活”的功效。
其次，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乡村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农民增收首先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在解决农民增收这个问题上，嘉兴始终摆正“谁来增收”“怎么增收”和“为谁增收”的问题，既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要充分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帮他们打通壁垒和各种受益的内在循环通道，为他们营造一视同仁的环境，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和机会，让他们创新创业的激情充分涌流。比如，同样是坚守种粮的底线，南湖区新丰镇净相村村民杨金良尝到了粮经轮作“万元千斤”模式的甜头，他说：“我采用的是‘大棚生姜—晚稻’复种模式，采用区里推广的‘三棚四膜’生姜套种的方式，每亩能挣3万多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在位于秀洲区王江泾镇的长溪桥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张永林说：“现在种粮，跟以前比真的是大不一样了！去年6月小麦丰收时，通过‘种粮宝’小程序下单，8台收割机半个多小时就来到农场作业，不仅效率高，还更方便了！”
再次，充分尊重了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基层群众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他们渴望通过改革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他们看得最清楚、感受最深，有强大的意愿和动力通过改革消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比如海宁市周王庙镇博儒桥村探索“四共四筹”机制，做好产业经营与村庄经营的文章，打造现代农业“共富大棚”和电商直播“共富工坊”，带动强村富民；南湖区凤桥镇盘活闲置厂房，由农户自愿出资入股与村集体共建冷库，既解决了丰收季水果无处存放的难题，又为低收入农户实现增收。这些都是科学统筹调配资源的很好探索实践，理应鼓励他们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最后，着眼长远、着眼最广泛群体，既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也不因数据的一时升降起落而苟且，着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嘉兴农民的增收，不是一味建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上的增收，是在守住耕地红线，持续巩固“浙北粮仓”地位的基础上有科技含量的增收。嘉兴以占全省十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贡献了六分之一的粮食产量，粮食产量连续16年居全省第一。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5%，农业亩均产值超11000元。嘉兴农民的增收路是一条绿色低碳路。面对居高不下的农业面源污染，全市上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启动生猪养殖减量提质，大力开展“五水共治”，以产业迭代升级推进嘉兴生态环境实现全局性历史性逆袭。嘉兴农民的增收是惠及最广泛群体的增收。眼下，嘉兴又立下“小目标”：到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万元，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万元。
当然，嘉兴农村居民增收面临的考验依然不小。比如：城乡一体化的推行，让嘉兴人开始早早以工业思维发展农业，让农业接“二”连“三”，提高了附加值。但到目前为止，嘉兴还没有一个像“丽水山耕”这样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还有，从增幅上看，呈现乏力与疲态，领先第二名的优势在缩小。广袤的乡村正凸显“谁来种地”“如何持续增收”之忧。很多农村居民，父辈一代觉得只要能赚钱，流再多的汗、吃再多的苦都值得，但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步自己后尘，宁愿钱少赚一点，工作轻松体面一点。这些已然没有父辈们身上那种艰苦奋斗精神的“农后代”们，增收的路又在何方？
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嘉兴定能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找到新的增收密码，不断勇攀高峰。
